本科的时候跟室友争论到底统购统销下的农民苦还是国企下岗潮的员工惨，最后各执己见，谁也没说服谁——我认为统购统销下的农民苦，室友认为国企下岗潮的员工惨。当时我们阅历有限，我对前者更了解，室友对后者更熟悉。

后来我读到了周其仁的《城乡中国》和温铁军的《八次危机》，里面涉及到了统购统销和九十年代下岗潮的一些历史。读完他们的书，按照我的理解，统购统销是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情况下，通过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来提取剩余价值以发展城市工业，于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不少农民，苦哈哈地干活，但是生活质量却基本原地踏步，温饱都是奢侈。五九年到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甚至饿死了千万级别的人。

九十年代下岗潮，则是国家遭遇经济危机，难以为继，于是对国企进行改革，其中低效率者关停并转，于是产生了两三千万下岗职工，在安置这些下岗职工的过程中，给予的保障性措施较少。与此同时，整个国家本身在经历经济危机，就业岗位也不多，当大量职工下岗后，找工作便成为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下岗职工就不得不面对这么一个两难的局面：工厂给予的保障性措施少，工作又难找。

社会往前发展，不会一帆风顺，遇到挫折的时候，要么改革要么发生动荡，无论是哪种情况，必然有群体会承受社会发展不顺的代价。而社会总体发展顺利的时候，因为政府的投资在地域、城乡、贫富上是不均等的，距离资源近的地区和人便可以把他们所遭受的代价转移给距离资源远的地区和人，而将收益的大部分留给自己。这个是我对温铁军讲的“成本转嫁理论”的个人理解。

不仅整个社会存在成本转嫁，一个行业、企业、甚至家庭都存在成本转嫁。产业链里话语权强的企业可以把成本转嫁到话语权弱的企业；企业里权力大的人可以把成本转嫁给权力小的人；传统家庭里，父母可以把成本转嫁到某个孩子身上。

总有人不幸，会接过别人转移过来的代价。有些代价，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再转移出去，比如权力和资源比自己更少的人甚至环境；有些代价我们没法转移出去，只能默默承受。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